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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杜诗研究，近年来关于杜文的研究近乎阙如。这种研究现状与杜甫对自己文章的自信，以及杜文对其命运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我们有必要转换视角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杜甫有诗云：“文章实致身。”（《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这是杜甫基于文章实践与人生经历的深刻体悟。他对自己的文章才华自负有加：“岂有文章惊海内。”（《宾至》）清代沈德潜评曰：“二句自谦，实自任也。”自少年时期就有的文章才名曾给杜甫“立登要路津”的机会，却终究未能为其带来仕途的通达。

杜甫人生最大的机遇是天宝十载被唐玄宗召试文章。《新唐书》本传：“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饗庙及郊，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献赋在天宝十载，《新唐书》有误，清人杨伦已有考辨。）文章得到皇帝的赏识对杜甫是非常大的荣耀，极大地推高了他对仕途的期待，“河西尉”显然跟他的期待有相当的距离，故“不拜”。“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虽同样官职卑微，但毕竟是在京城任职。

杜甫因赋成名，却并未因此通达仕途，文章与命运的错位给杜甫留下了心灵创伤。他在诗中多次提及此事：“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脱身无所爱，痛饮信行藏。”（《壮游》）直到晚年，杜甫仍然为此叹惋：“道为诗书重，名因赋颂雄。礼闱曾擢桂，宪府近乘骢。流水生涯尽，浮云世事空。惟馀旧台柏，萧瑟九原中。”（《哭长孙侍御雄》）也为有类似境遇的文人而悲叹：“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

古文思潮与骈文传统的更替

杜甫有诗曰：“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宗武生日》）又曰：“呼婢取酒壶，续儿读《文选》。”（《水阁朝霁，奉简云安严明府》）可见，杜甫很重视《文选》。考虑到《文选》和《文心雕龙》的特殊关系，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杜甫不仅深受《文选》“文理”的影响，也深受《文心雕龙》“文心”的滋养，所以，我们可以用《文心雕龙》中的文章学思想来解读杜甫的文章。清代诗话里收录了郎梅溪和王士禛的对话，问“《文选》理”到底是什么理。（《诗问》卷一）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文选》之理是文章之理。众所周知，《文选》中的第一文体不是诗，而是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骈体赋，要求文辞要偶对漂亮，即刘勰所谓：“玉润双流，如彼珩珮。”（《文心雕龙·丽辞篇》）萧统所谓：“义归于翰藻。”（《文选序》）也就是说，杜甫所说的“《文选》理”主要指的是骈体文艺术。因此，我们可以在从骈文思潮到古文思潮更替转换的大历史格局中，解读杜甫文章的历史际遇。

刘勰说得好：“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篇》）任何时代的文学都处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思潮当中，评价杜甫的文章也要看其所处的“世情”和“时序”。从杜甫文章的创作年代来看，他正处在历史转折期，前面是自南北朝以来的骈文传统，直到初盛唐，这一传统一直占据文坛主潮，享有话语权。正如王士禛所说：“亦是尔时风气。”（《诗问》卷一）到杜甫这里，这股骈文思潮已处于末端，文坛的风向即将发生转折，骈文思潮将转变为古文思潮。

王士禛曰：“至韩退之出，则风气大变矣。”（《诗问》卷一）从韩愈开始，中国文章学开启古文之学，掀起了唐宋古文运动，反对骈体文，一改六朝旧习，学习秦汉古文。苏轼称之为“文起八代之衰”。（《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一般来说，中国文章学从韩愈、柳宗元就开始了以古文为中心的转型，从此以后，古文思潮日益高涨，骈文传统虽时有抬头，但从大势来看，江河日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会因为个别作者的创作而扭转乾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世对杜甫诗歌的评价很高，而对他文章的评价则逊色得多，不是因为杜甫的文章不好，而是从中唐开始，古文思潮日涨而骈文传统逐渐衰落的历史大趋势所致。

文章得体与评价离位

杜甫有诗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要准确理解和评价诗文的确是千古难事。纵观杜甫批评史，相对于对杜诗的超高关注度，人们对于杜甫文章的关注甚少。在人们心里，杜甫就是一位纯粹的诗人。少数关于杜文的评价基本上也是否定性的，或者缺少同情之理解，或者缺失以文章为本位的艺术考量，或者用诗的标准来衡量文章。回归文章学本位，杜甫的文章中规中矩，其实是很得体的。脱离文章学本位来评价杜甫的文章，是评价的离位。

文章学是近年学界的研究热点。关于文章学的定义虽众说纷纭，但刘勰提出的“六观”说，基本确定了中国古代文章学的研究范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文心雕龙·知音篇》）在这六项中，除“事义”外，其他五项都是文章学的研究范围，其中又以“位体”和“置辞”最为紧要。

从“位体”来看，不同文章有不同的文体规范要求和衡量标准。我们评价杜甫的文章也应如此。清代杨伦笺注的《杜诗镜铨》中收有滏阳张溍评注的《读书堂杜工部文集注解》二卷，收杜甫文章26篇，其中有赋6篇、表5篇、赞1篇、述2篇、说2篇、策问1篇（五首）、状2篇、图文1篇、祭文3篇、墓志2篇、神道碑1篇，涉及11类文体。以其中的代表性文体赋为例，刘勰认为赋的文体要求是“义必明雅”“词必巧丽”（《文心雕龙·诠赋篇》）。杜甫存世的“三大礼赋”以及其他几篇赋都是“献赋”：“按玄宗天宝六载，诏天下有一艺者赴京。公应诏退下，留京师。是年十月，上幸华清宫，公因至兽坊，作《天狗赋》。”又：“天宝九载，公在京师尝进《雕赋》。”（《杜诗镜铨》）

就内容而言，《天狗赋》和《雕赋》是鸟兽赋，彰显个体的英猛豪气。“三大礼赋”是郊庙赋，展示的是“盛世”气派。而“献赋”其实是准备写给皇帝和诸公大臣看的，故思想内容上要“明雅”，常包含对皇帝和自己的夸耀，如“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虽不足以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庶可跂及也。”（《进雕赋表》）《新唐书》本传称杜甫这是“高自称道”。这个观点有待商榷，因为赋文不能用“温柔敦厚”的“诗教”来衡量，“铺张扬厉”本来就是赋体的基本特点，更何况这是“献赋”，其目的是求得仕进，自然要显耀家世，张扬才情。有学者批评杜甫的文章更多的是歌功颂德，与其诗歌的批判性形成反差，这是没有考虑到不同文体特征及功能的评价离位。

从“置辞”来说，杜甫的几篇赋偶对自然又不失工巧，用辞不追求华丽。如“仰千门之崚嶒兮，觉行路之艰难。惧精爽之衰落兮，惊岁月之忽殚。”（《天狗赋》）“彼何乡之性命，碎今日之指掌。伊鸷鸟之累百，敢同年而争长！”（《雕赋》）“通天台之双阙，惊溟涨之十洲。浩劫礧砢，万山飕飗。”（《朝献太清宫赋》）“崚嶒”“礧砢”“飕飗”等用词明显有汉大赋的风尚，偶对流畅自然。“难”与“殚”、“掌”与“长”、“洲”与“飗”押韵，读起来有节奏又声韵和谐。宋代洪迈评曰：“属辞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读之激卬，（风）讽味不厌，乃为得体。”（《四六名对》）用这一标准来衡量，杜甫的几篇赋是骈体文中的精品，也是得体之作。

杜甫有诗云：“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旅夜书怀》）沈德潜评曰：“胸怀经济，故云名岂以文章而著；官以论事罢，而云老病应休，立言之妙如此。”（《杜诗镜铨》）杜甫又有诗曰：“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杜甫显然是不满足于以诗文名世，他有更远大的经邦济世情怀，可惜这种情怀并没有得到充分展示。从这两句诗也可以看出，杜甫生前，声名因文章而著，诗名反而不显，后世却仅仅把他当成一个伟大的诗人，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学理思考。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文心雕龙》与中国文章学体系建构研究”（20XZW0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文标题：杜甫研究的文章学本位）

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