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冬季是防制鼠患的重要季节，鼠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甲类传染病。在新中国鼠疫防治和有害生物防制工作的发展进程中，有一位外号“老猫”的专家，和老鼠打了一辈子交道，使鼠类防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就是病媒生物防制专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教授汪诚信。本期，让我们通过汪诚信对自己“斗鼠”经历的讲述，追溯我国探索符合国情的鼠类等媒介生物可持续防制的历史。

1986年，汪诚信在湖北检查鼠情。

从头学起

1955年，我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院）药物化学系，经国家分配，进入卫生部长春鼠疫防治所工作。本想“制药报国”的我，却被安排来灭鼠，我感到很茫然。直到报到后，才知道事出有因。

那时，我国鼠疫流行余烬未熄。控制鼠疫要灭鼠，用灭鼠药需要懂药的人，鼠疫防控和懂药的人就这样连在了一起。进入这个陌生的领域，我发现，当时鼠类防制学科在我国刚刚起步，科学灭鼠研究基本一片空白，可参考的资料几近于无，想进修都找不到接收单位。因此，我只能从头学、从头做。

工作后不到半年，我开始带领十人小组展开攻关，任务是提出适合国情的灭鼠方法。

我国有近200种啮齿动物，谁是鼠患的罪魁祸首？怎么识别？它们爱吃什么？藏在哪里？有什么活动规律？我都不知道。过去听说的毒药，像砒霜、乌头、断肠草等，被试用于灭鼠时，不仅显示毒力不够，且老鼠也不去吃。攻关工作的开展极为困难。

1956年，《健康报》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批评我国药科毕业生分配不当，文中举的第一个实例就是我。《健康报》是卫生部机关报，意见很有分量。防治所领导看到报纸后，做好批准我调离的准备。但此时，我已经认识到灭鼠工作的重要性，交上去的不是调离报告，而是将爱人调来的申请。我打定主意，要“一条斜路走到黑”。

取到“真经”

决心灭鼠不容易，要想干出点名堂更难。

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工作现场多处于边疆和广大牧区，进行科研、调查和防病工作，主要靠两条腿，每天至少走25公里地。一两个月走下来，一双解放鞋就穿烂了。

当然，下乡工作不仅有苦，还有乐。1956年，我到东北农村走村串屯搞调查，村干部很支持，借给我一头毛驴代步。

有一天，结束在一个村的工作后，我骑驴再出发。刚到村口，猛听后面有人喊“汪大夫”，我连忙勒住缰绳扭身，不料突然天旋地转，摔下驴来，满身是灰。可毛驴却找到了“乐园”，在旁边灰堆上打滚儿玩。我和老乡看到，笑得喘不过气来。

第一次去草原疫区，为了近距离观察黄鼠对不同食物的态度，我找来一米多高的大柳条筐，倒扣在离洞口不远的草地上。

大清早，老鼠还没出洞，我就猫身钻进去，从筐缝中向外观察，一次待上五六个小时。这个办法很笨，但观察得很准，我了解到了不同个体对鼠夹、毒饵的反应。了解它，才可以打败它。

参加工作的前10年，我接触过的鼠类除大、小白鼠和家兔等实验动物外，还有达乌尔黄鼠、喜马拉雅旱獭等十余种，实验现场分布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青海、北京、云南、河北等地。

20世纪60年代—80年代，我多次奔赴青藏高原，一走就是半年。春天时，那里室外温度低到-10℃，帐篷里-9℃。在那里夜宿帐篷，天气太冷，只能往被子上压东西。

风餐露宿，奔波在外，自然也少不了各种危险和意外，我就曾多次遭遇过狼、蛇，体验过从马背上摔下来和翻车的滋味。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不断的摸索中，我终于找到了较好的灭鼠方法，在药物研制和推广使用中建立了符合国情的研究方法，提出了实用有效的防治措施。

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在同行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先后研制出使用安全的慢性抗凝血灭鼠剂。灭鼠剂被推广使用后，迅速降低了鼠密度，有效控制了流行性出血热等鼠传疾病的流行。

一场较量

20世纪80年代末，“邱氏鼠药”悄然流行，各种媒体大力宣传。该鼠药使用两种强毒药品，即氟乙酰胺和毒鼠强，它们起效快，但会给人畜、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为此，我向中央领导建言召开全国灭鼠技术研讨会，会议纪要提出，“邱氏鼠药”中的引诱剂有待改进，所含剧毒的氟乙酰胺不得使用，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制定鼠药管理条例。

但会后，“邱氏鼠药”依然风头很劲，媒体宣传并未减弱。1992年，我和其他4名科学家联名向上级部门呈报了“呼吁新闻媒介科学宣传灭鼠”的报告。不料该文一发表，“邱氏鼠药”生产者以“名誉侵权”为由将我们告上了法庭，我被列为第一被告。我们虽然“理直气壮”，但一审还是败诉了。

为维护科学权威，我们顶住巨大压力，积极上诉并奔走呼吁。这场被中国科协定性为“科学与伪科学的较量”持续了两年半之久。最终，1995年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邱氏鼠药”的名誉侵权案终审落下帷幕，我们终于在捍卫科学的战斗中获得胜利。

此后，全国逾百家媒体以及《科学》（Science）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相继报道了此事。1995年，邱氏鼠药厂被查封，“邱氏鼠药”被予以没收和销毁。2004年，全国禁用“毒鼠强”。

1995年3月，“邱氏鼠药案”总结会召开。

组织鉴定

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施灭鼠行为早已超越单纯防病保粮的范畴，还将在城乡居民区消除鼠害纳入进来。当时流行几句话，“文艺发展靠调演，体育靠比赛，卫生靠检查”。可怎么查呢？一切相关指标都是空白，过去“交老鼠尾巴计成绩”的一套办法显然不可行，必须从头摸索。

我依托全国爱卫办组织和倡导的创建灭鼠先进城市和单位的活动，带领团队相继主持了全国第一个单项达标单位、城市的技术鉴定，担任北京、大连、武汉、青岛等20多个大中城市及机场、港口的技术顾问，并参加考核，为整个达标创建活动做出贡献。不久，此类活动扩大到蚊、蝇、蟑螂的治理活动中。

1989年，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首次开展，有害生物治理被列为活动的重要内容，我也参与主持了首个国家卫生城市的鉴定工作。几年内，数十个城市达标，推动了群众性除害活动的深入发展。

权衡利弊

1991年，我国南方发生严重洪灾。受卫生部指派，我带领抗洪防病调查组到苏南灾区考察，并对当地灾后处理工作提出意见。

出发前，有关部门已备妥飞机、药品，供洪涝灾区航空杀虫，并决定在接到我们的报告后立即行动。抵达现场调查后，我们认为当地防控得力，飞机喷药利少弊多。作为第一责任人，我毅然签字，认为没有必要进行航空杀虫。由于实事求是地提出不派飞机的建议，抗洪防病调查组不但为国家和当地节省了开支，还减少了污染，我个人也被评为全国救灾防病先进个人。

三个心愿

鼠类防制涉及多个学科，这些学科由于同一目标而融合，形成新的相对独立的整体。随着环境的变化、科技的进展，鼠类防制一步步形成相应学科，其内涵也得到丰富与提升。对于学科的发展与巩固，我一直有三个心愿：办学会、办杂志、出专著。

我国有害生物治理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起步，在大家的积极争取和努力下，我和几位同行一起提出设立相应学会的申请。1989年2月，中华预防医学会媒介生物学及控制分会成立，这是中华预防医学会首批成立的5个分会之一。分会下设蚊类防制学组、蝇类防制学组、蟑螂臭虫防制学组、鼠类防制学组、杀虫药械学组和有害生物防制业学组。各学组均制定了科研及防制规划，定期召开全国学术和经验交流会，协作攻关，提高技术。

2006年起，分会倡导并承办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国际论坛，每2年举办一次，国际影响越来越大。为了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组织群众科学开展创建卫生城市活动，1992年，我参与筹建了中国鼠害与卫生虫害防制协会（现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协会在指导、检查、交流和培训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我一直想创办一份灭鼠相关专业期刊，但苦于申请不到刊号。之后，在全国爱卫办的支持下，《中国鼠类防制杂志》于1985年6月创刊，1989年扩编为《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在国内外公开发行。

1981年，我参与主编的《灭鼠概论》正式出版，此后多次重印。此书是我国第一本正式出版的灭鼠专著，被业界肯定。

1983年，为满足灭鼠知识科普需要，我又编写了《老鼠与鼠害防治》，兼具科学性和可读性，深受基层读者喜爱。我一直认为，人才和体系能力建设关系到学科的发展，除培养研究生、进修生外，我还先后举办数十期鼠类防制训练班，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从业经验。

对我来说，只要国家需要，能出力就去干。我深有感触的是，20世纪以来，在专业论文的引用文献中，逐渐看不到自己的文章。这充分说明，接班人已经超越前人的成绩，学科与行业飞速向前发展，我应该为自己的“落伍”而骄傲。唯愿自己能成为一支小小的红烛，在前进的路边发光；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勇于担当、砥砺奋进。

文：病媒生物防制专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教授 汪诚信

整理：姜海婷

编辑：魏婉笛 杨真宇

校对：管仲瑶

审核：徐秉楠 王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