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检察机关推广适用涉“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通过数据对比碰撞，已串并出全市跨区关联案件37件、跨省关联案件17件，挖出“卡头”4个，追捕追诉漏犯124人——

破解“两卡”犯罪打击治理难题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日益猖獗，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向电信诈骗分子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卡（即“两卡”）成为转移“洗白”资金的帮凶。2020年10月起，全国开展“断卡”等行动，但实践中抓获的多为底层供卡的“卡农”，幕后组织“卡农”的“卡头”隐匿较深，同时由于各地办案存在数据壁垒，漏人漏卡的情况时有发生，难以满足全链条打击治理“两卡”犯罪、重点打击“卡头”的司法办案要求。

10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了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结果，北京市昌平区检察院的涉“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荣获一等奖。数字检察如何助力攻克“两卡”犯罪打击治理难题？

“截至目前，我们通过数据对比碰撞，已串并出全市跨区关联案件37件、跨省关联案件17件，其中涉京津冀关联案件12件，认定职业收贩卡团伙25个，挖出前端‘卡头’4个，追捕追诉漏犯124人，向公安机关移送行政处罚检察意见87件，向金融机构、电信营业厅等单位制发检察建议156件。”10月17日，北京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北京市检察院指导昌平区检察院首创涉“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并于今年上半年在全市检察机关推广适用，以数字检察之力持续释放出“两卡”犯罪治罪治理之效。

漏人漏卡怎么办？

先开展身份信息强制登记

“我承认我知道对方用我的银行卡不是干好事，我还牵线介绍张某向他人提供银行卡。我自愿认罪认罚。”5月，面对案件串并后取得的证据，北京市通州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的犯罪嫌疑人于某终于松口，承认了自己介绍朋友向上线提供银行卡的犯罪事实。

2月，公安机关以于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提请通州区检察院批准逮捕。办案检察官经审查发现，于某将自己名下的一张银行卡卖给他人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该银行卡中接收电信诈骗汇款22万余元。“于某拒不承认自己为牟利将银行卡提供给他人的事实，称是为了办理贷款才将银行卡给对方刷流水的。”该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刘军告诉记者，在审查于某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时，他们发现于某与一个微信昵称为“呦 大表哥”的人联系密切，且聊天内容多涉及办卡、转账等话题，便根据《涉“两卡”犯罪案件身份信息强制登记工作指引》要求及时进行了数据填录。

北京市检察院组织召开涉“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专班会议。

就在通州区检察院受理于某案一个月后，平谷区检察院受理了张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该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王迎春在审查该案时发现，张某（微信昵称为“呦 大表哥”）开卡后，一个名叫于某的卡主曾与张某的涉案银行卡有多笔“试卡”的小额转账记录。“我们审查后认为，于某很有可能是张某的上游犯罪嫌疑人，便第一时间按照身份信息强制登记的工作要求将于某相关身份信息在模型中进行填录，期待在数据碰撞过程中能有所收获。”王迎春说。

就这样，在北京市检察院组织的第一次跨区数据碰撞中，在通州区与平谷区两个检察院都出现的于某便实现了身份信息的重叠。经过后续补充侦查工作，通州区检察院追加认定了于某介绍张某提供银行卡的犯罪事实，涉及的资金账户内流水高达400余万元，增加认定被害人7名。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于某最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7月，经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通州区法院判处于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1.5万元。于某未提出上诉。

记者发现，上述案件的顺利办理，离不开涉“两卡”犯罪案件身份信息强制登记制度。据了解，2022年11月，针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中存在的漏人漏卡难题，北京市检察院指导昌平区检察院制定了《涉“两卡”犯罪案件身份信息强制登记工作指引》，除了要求检察人员对涉案人员及上下游人员的信息进行登记之外，还应对涉案手机卡、银行卡开办网点信息进行全面登记，并在全市进行推广。“通过将‘两卡’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账户信息等数据导入系统，随案件进展补充完善不同诉讼阶段获得的相关信息，逐渐形成数据池，构建起涉‘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北京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陈禹橦介绍，截至目前，全市检察机关适用该模型共导入涉“两卡”案件信息7000余条，通过不断优化筛选条件，有序归集同类信息，模型正不断释放出追捕追诉和社会治理的最大效能。

通州区检察院检察官在打击治理涉“两卡”犯罪轻应用中填录相关信息。

此外，以模型为依托，在实践中能够更高效便捷使用的同款轻应用被研发出来。前台提供网页化信息采集，后台使用关系型数据库结构化数据存储，形成“强后台、轻前台”的格局，大大提高了模型的运行效率。在北京市检察院检察科技中心技术支持下，6月，首都检察网二级网正式上线了该模型的轻应用，成为全市一线办案人员在打击治理涉“两卡”犯罪过程中的必备“利器”。

数据碰撞关联案件

从孤立个案到一体打击

如果说身份信息强制录入是为模型的数据来源夯实了基础，那么依托模型开展突破地域界限的数据碰撞，便是破解“两卡”犯罪漏犯漏罪监督难题的关键一步。

据北京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检察官李慧介绍，“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经两次全市数据碰撞、一次跨省数据碰撞后，共筛查出北京市区内关联案件4件，均落地成案；跨区关联案件37件，已落地成案21件；跨省关联案件17件，其中涉京津冀关联案件12件，均已落地成案。“比如，昌平区检察院办理的姚某、张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和丰台区检察院办理的邢某、杜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就是其中的典型案件。”李慧说。

在上述案件中，邢某于2022年10月在网上看到“用钱的联系我，私聊”的信息后，便与对方联系，了解到“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提供银行卡用于接收网络赌博资金，钱款到账后只需其取现上交，就可以获得取现钱款1%至2%的报酬。得知有如此轻松挣钱的“工作”，邢某大喜过望，随即应允下来，并拉上朋友杜某一起干。

2022年11月，在邢某指挥下，杜某使用本人银行卡一次性将账户内接收到的35万元在银行柜台取现，并将上述钱款交给邢某，后邢某组织他人将钱款转存至其他银行卡中，杜某获取好处费3500元。证据显示，杜某使用个人银行卡代为收款后取现的钱款均为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转入的被骗资金。

2023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将邢某、杜某案移送丰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按照工作要求，该院办案检察官焦焜将邢某、杜某的身份信息进行了登记并录入模型数据库。随后，在北京市检察院组织的数据碰撞中发现，邢某同时也是昌平区检察院正在办理的姚某、张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的上线。

至此，不同检察院不同检察官在不同时间办理的关联案件通过大数据模型成功串联起来，以邢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浮出水面，上下游犯罪人员的链条得以完善。经过查证，上线邢某、杜某的犯罪事实更加清晰，检察机关增加认定邢某的下线姚某、张某转移涉诈资金7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

“看似孤立的两个案件，经过模型的有机串联，描绘出邢某犯罪团伙的完整犯罪图像。”昌平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王志萌告诉记者，通过补充上线邢某、杜某的供述和相关证据，进一步明确了张某与姚某二人的主观明知程度、客观行为性质，并促使二人认罪认罚。

截至目前，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邢某、杜某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和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2万元；姚某、张某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和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上述人员均认罪服判，无一上诉。

“检察机关利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碰撞比对关联案件，有效破解了‘两卡’犯罪链条化惩治难题，实现了对个案‘卡农’与组织贩卡的‘卡头’一体打击。”谈起监督模型对助力实际办案发挥的作用，焦焜认为数据赋能推动了法律监督效能产生质变。

模型扩展至京津冀

“一地盆景”变“广阔风景”

据了解，北京市检察院依托《京津冀检察机关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强化网络综合治理　维护金融安全跨区域协作的工作意见》，已同步将涉“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推广至京津冀地区。目前，天津市9个区检察院、河北省3个市检察院和49个区县检察院已运用该模型。经跨省数据碰撞，共发现京津冀地区可能存在关联的涉“两卡”犯罪线索共70余条，其中涉北京的12件关联案件，均已通过追捕、追诉等方式落地成案。

8月，北京市检察院组织对模型的数据进行跨省碰撞时，6条涉及张三的关联案件线索引起了房山区检察院的注意。

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研判“张三”涉案线索。

早在2022年一次检察官联席会上，一名检察官提到自己办理的杜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卢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中，犯罪嫌疑人均交代上游人员名叫张三。巧的是，同时期另一检察官办理的赵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其上游人员也叫张三。经核对，3名犯罪嫌疑人交代的张三的体貌特征、年龄、户籍所在地等信息高度一致。检察官怀疑这3名看似毫无关联的犯罪嫌疑人是同一人。

“张三这一姓名重名率较高，收到碰撞结果后，我们经过仔细核对发现，模型提示与河北省文安县检察院正在办理的张三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中的同案犯范某案件关联，与我院办理的杜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有重合。范某是杜某与张三共同的朋友，而且杜某与张三都是文安人，这个张三极有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一个！”回忆起跨省数据碰撞后挖出的线索，房山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张繁荣至今仍然难掩兴奋。

据张繁荣介绍，为进一步确定房山区检察院办理案件中的杜某与文安县检察院办理案件中的张三是否存在上下游关系，两地检察院一体联动，商定了让下游人员辨认上游人员的取证方案。经辨认，杜某等3人均辨认出文安县检察院办理案件中的张三就是他们的上线。最终，张三供认了其是杜某等人的上游，曾指使杜某等人非法提供银行卡的事实。

随后，房山区检察院及时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文安县检察院，文安县检察院依法对张三补充起诉。根据张三的犯罪事实，检察机关在指控时将其由“卡农”升级认定为“卡头”。

涉“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应用也为津、冀两地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如天津市河北区检察院在办理孟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过程中，依托模型发现该案犯罪嫌疑人系该市红桥区检察院已结案件犯罪嫌疑人李某的上游，遂补充起诉其遗漏犯罪事实。

此外，北京市检察机关还与湖北、山东、河南等多地检察机关就该模型建用开展交流工作。数字赋能法律监督，正在从“一地盆景”拓展为“广阔风景”。

数字时代，未来已来。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圆满落幕后，涉“两卡”案件漏犯漏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仍在“赛场”之外的办案“战场”上持续发挥着效能。“通过监督模型，我们共发现高发涉案银行卡网点29个、高发涉案手机卡网点9个，通过检察建议、公益诉讼等方式，推进反诈领域溯源治理。”北京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负责人表示，全市检察机关将继续能动履职，以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为依托，推动从对个案办理逐步向类案监督再向系统治理的转变，构建对“两卡”犯罪案件的全链条、一体化、综合性打击治理体系，将检察智慧融入社会综合治理大局，以法律监督保障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

(来源：检察日报·明镜周刊 作者：简洁 魏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