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新采15：曲礼下·以孔子为尺可以量出点什么东东

孔子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若没有了管仲，我今天怕也是披发左衽的人了”，他将管仲定义为不拘小信而成就大事的人。后人讲“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则是将孔子定义为中华文明的定盘星，一切似是而非的问题，一旦回到孔子这个原点，是非曲直一下子就变得明朗了。

《礼记》作为典型的儒家经典，虽然未必出自孔子之手，但或多或少一定有孔子的影子。孔子当年嘱托自己的儿子伯鱼“不学礼，无以立”绝非空穴来风。孔子时代“礼、乐、射、御、书、数”作为士之“六艺”，已经相当成熟了。士出身的孔子便精通“六艺”。作为“六艺”之一的礼，在孔子时代已经有较为完备的体系了，否则孔子也不会留下“邹人之子知礼”的盛名，孟僖子也不会专门安排自己的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师从三十岁刚出头的孔子学礼。此时的“礼”，未必是一部经典，却一定是有着系统的教学内容的。这些教学内容的大体气象，应该可以通过《礼记》反映个七七八八。反过来讲，《礼记》中的内容，应该也能自孔子身上，亦或是自孔子以下承袭孔子精神的贤者身上，得到相应的印证。子贡所谓“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讲的就是这层意思，孔子以下，何尝没有“贤者识其大者”，正是这样的文明接续，才有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断地赓续相传。

《礼记·曲礼下》中这样讲田猎之礼、恤灾之礼，讲君子不离礼乐。

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麑卵。

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县；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

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彻县，士无故不彻琴瑟。

《论语·述而篇》篇中写“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突出孔子钓鱼、射猎的原则，就是孔子在以身示范田猎之礼。孔子钓鱼不用多钩钓具，射鸟不射宿在巢中的鸟，就其精神实质而言，体现的的就是《礼记》中的“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麑卵”。

关于凶年饥岁，《孟子．梁惠王下》：“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孟子描述的单方面的实况。汉朝刘向在《新序．杂事》中写：“凶年饥岁，士糟粕不厌，而君之犬马有余谷粟。”刘向所写，与《礼记》中的说法“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最为暗合，也就是说，刘向是熟悉《礼记》中凶年饥岁的恤灾之礼的，因此他才记述了自己所看到的于礼不合的情形。

关于“礼乐”，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从宏观的文明演进角度看是如此，从微观的个人精神成长史也是如此。在《论语·述而篇》中，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孔子心目中，道、德、仁、艺是贯通的，所游之艺，无非“礼、乐、射、御、书、数”。君子“志于道”就体现在他是否涵泳于礼乐。是否把礼、乐这些不能“饱腹”的东西作为自己人之为人的立身之本。《礼记》一下子将之框定死了，“君无故玉不去身，大夫无故不彻县，士无故不彻琴瑟”，说到底就是上至邦国之君，下至平常之士，无不应把礼乐作为自己须臾不能离的立身之本。

纵观《礼记》对于田猎之礼、恤灾之礼以及君子须臾不离于礼乐的描述，或多或少都有孔子的影子。

心怀仁德的邦国之君在春季田猎时不可合围猎场一网打尽，大夫参与田猎不可对整个兽群不分大小一概猎杀，士子参与田猎不可杀小兽、取鸟卵。

年岁凶，当年的庄稼没什么收成，国君的膳食就不再祭肺杀牲盛食，喂马也不再以谷物为秣，车道上的草也不再定期清理铲除，祭祀时不再设钟磬之位；大夫们不再增加俸禄加食稻粱，士饮酒不再作乐操弄琴瑟。

立身为君者不可无故让佩玉离身，大夫不能无故撤除家中的钟磬之县（判悬），士无故也不能轻易变卖家中的琴瑟。

孔子五十一岁再次出仕，次年为大夫。此后，他有没有“钟磬之县”不得而知，反正他对代表自己身份的车是十分重视的。他最钟爱的弟子颜回死了，颜回的父亲想要以孔子的车为椁，孔子硬生生拒绝了。在孔子心目中，总有些东西是自己的立身之本，在这个立身之本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空间。至于琴瑟，孔子大概是终身不离身的，《论语》中充斥着他同琴瑟，同礼乐之间的诗意故事。

从这个意义上讲，立身为君者是否以佩玉为立身之本不在孔子的讨论范围，大夫以钟磬之县为立身日常，士以琴瑟为立身日常，大抵不是空穴来风。

以孔子为尺可以量出点什么东东？透过孔子这个原点，我们不能看到别的，只能看到自己，看到自己人之为人的进化进程。孔子所照亮的，是整个人类的进化进程。所谓“仁”，就是像孔子一样，承认我们是“人”，担纲起我们作为人在整个人类进化进程中应有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