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文化绿松石牌饰镶嵌工艺的起源问题

铜牌饰和木牌饰是二里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目前已在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10件左右，浑身镶满绿松石片是这种器物的显著特征，尤其镶嵌绿松石片的铜牌饰，还是我国年代最早的“金镶玉”制品，充分反映了二里头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代特点。 奇特的造型、华丽的装饰，都是前所未见的，关于这种绿松石牌饰是如何起源的，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现已认识到，应从镶嵌工艺、纹饰构图和纹饰寓意等方面，来分别追溯绿松石牌饰的起源。 对此，近年已有学者做过不少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 笔者以下着重从镶嵌工艺角度探讨二里头绿松石牌饰的起源问题。

玉器与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时代权力的兴起

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中，经常能够发现这样一类石器或玉器： 整体呈梯形，顶部平或略弧，弧刃，器身薄，上部有一个（偶尔有两个）对钻的穿孔。 整体磨光，形制规整。 这类器物其造型和制作工艺与很多遗址中多见的石斧区别甚大，以往的报告多称为“石铲”，现在越来越多地判定为“玉钺”，我们把这类器物统一称为“钺”。 这类器物的出现和发展，见证了长江中游地区的早期文明的兴衰。

良渚文化玉器手工业产品性质的再认识

根据 笔者对高端手工业产品的划分，此类玉器可能有不同的性质。 其中在古城区域出土的大中型玉器，一方面象征了墓葬主人的等级和权势，另一方面，某些大型玉器可能与其职业和地位相关。 这些玉器总体属于非流通品，并且大部分应是玉器工匠专门为墓葬主人制作的。

西周初年的玉器改形与商周革命

西周初年的玉器改形，主要表现在纹饰和器形上。 纹饰方面的主要特征是改制前的器物纹饰表现出明显的商代晚期风格，新制成的器物纹饰具有西周早期玉器纹饰特征，这也是判断西周初年改形商代晚期玉器的重要证据。 器形上一般可见改制后的清晰器类及器形，但对于改制前的器类、器形，除了根据残留的器形、痕迹进行判断外，还可根据纹饰进行改制前器类、器形的推定。 西周初年的玉器改形，从考古遗存生成的角度考虑，与“商周考古界标”研究中，对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地层堆积的分析，有着同样的考古地层学意义。 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年代学研究细致化的思考，这与地层学研究的细致化是相一致的。

郑州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石器手工业考古的若干问题

郑州地区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变的核心区域，仰韶中晚期是黄河流域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重要时间节点； 多处大型环壕聚落和城址以及高等级遗物的发现表明该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本研究以石器为切入点，选择十余处遗址的2000余件石器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使用形态类型分析、差级动态分析、微痕分析、残留物分析等多种方法，对石器开展形态学、石料、生产工艺和使用功能研究，进而透视石器背后所蕴含的人类行为模式、手工业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文明化发展情况以及人与自然的联动关系等重要讯息。

从中心到边缘：晋南“庙二”到二里头时期的地位变迁

晋南地区自旧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人类栖息繁衍的地方，有着丰富的史前文化遗存，并且在新石器晚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发展出远超周围地区的复杂的陶寺文化。 虽然陶寺文化没有将运城盆地纳入自己的版图内，但在当时整个晋南乃至中原地区都无有与之比肩者。 但陶寺文化之后，豫西伊洛河流域的二里头文化崛起，势力范围覆盖整个晋南地区，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大部分此时都是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晋南变成为二里头遗址提供发展所必需的铜矿资源的边疆地区。 石器作为铁器出现之前重要的生产工具和武器，它的生产和使用对于社会发展影响深远。

浙江嘉兴西曹墩遗址磨制石器的工艺与功能研究

西曹墩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共计671件，数量较多，且类型丰富。 目前发掘简报尚未正式发表，本研究是对西曹墩遗址磨制石器的初次详细分析。 为确定遗址性质，本研究将采用级差动态分类、“操作链”分析、微痕分析、机会成本与资源配置分析等方法，复原该遗址石制品的生命史，了解石器使用策略与功能，探讨先民对资源的选择与经济行为。

编辑：陈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