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教育学体系的建设，应该从理解“中国”、“体系”、“建设”三个核心概念开始。教育基本理论的“基本”之本是根本，也是本源。我们倡导回到原点、回到本源的思考，包括至少两个方面：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这两个原点有很多载体，其中一个重要载体就是概念，包括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剖析。本次，我提取三个基本概念展开：何为“中国”、什么“体系”、如何“建设”。

第一个问题，什么叫“中国”？

这一概念的内涵十分丰富。只有先阐明“中国”这一概念，才能知道教育学体系中所谓的“中国”是什么意思，以及为什么把“中国”放在“教育学体系”之前。一般说到中国，首先考虑的是政治视角；其次是文化视角，我们不仅拥有中国国籍，还拥有中国文化的根基、命脉，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中国的基因；第三个视角是理论视角，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是一种态度、视角、方法和典范。

首先，它是一种看待中国的态度，意味着“中国自觉”。这种中国态度既表现在中国在新时代所面对的独有的“中国难题”、各种特殊问题以及特殊困境的充分认识和科学把握，也表现为在教学体系建构的“中国风格”、“中国道路”的自觉探寻，自觉落实三大体系。

它是一种立场，这种立场是相对于“西方立场”而言的。这意味着，对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实践经验和理论发展经验，不能一味地用西方的理论加以套裁，它隐含着反对以西方为中心来考察中国自身的事物。它也隐含了一种自我尊重，即尊重中国自身在教育理论研究上、教育学建设中的已有经验，还要尊重中国研究者的权利和创造。这种立场的实质是一种“学术立场”，蕴含了中国特有的学术传统、学术基因、学术命脉和学术典范。

无论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理论，其背后都蕴含了一种视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要在世界教育理论领域内卓然而立，必须作出“中国贡献”。贡献的方式之一，便是展现一种看待教育和教育理论的中国视角和中国眼光，类似于一种“眼睛”。由此引发只有“中国眼睛”及其内含的“中国视角”才可能看出教育理论问题和实践经验。

“中国”也是一种方法，其中内含了中国文化特有的认识论、方法论，尤其是中国文化传统非常注重的思维方式，如知行合一、天人合一。它不仅是观念、概念，背后是思维方式，是天与人、知与行的关联、互动、融通，而不是天与人、知与行的割裂、二元对立和非此即彼。

“中国”也是一种典范。所有的态度、立场、视角和方法都汇聚为一种“理论典范”，其蕴含了“中国教育学体系”和中国教育学者的价值观、思想体系、框架结构以及认知方式。

第二个问题，什么“体系”？

体系包括其核心要素和整体结构，内含了价值体系、概念体系、目标体系、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需要夯实的社会基础、文化基础、理论基础以及政策基础。这一体系一旦形成，一定要将其置于国际背景之下、全球视域之下探讨，以争取全球国际教育学界的认同。另外，如何将中国教育学体系与世界教育理论体系整合、连接起来，再从关联意义上理解这个体系的国际贡献以及如何传播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完善。

第三个问题，如何“建设”？

首先要强化多元融合，包括政策、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一方面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的双向滋养、双向建构和双向转化，实现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另一方面，要重视政策研究，以推进其与理论、实践的融合。最理想的教育学话语和教育学素养，应该是理论话语、实践话语和政策话语的融合。

再者，要强化多元对话。一方面，要推进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对话；另一方面，要促进教育学与相关学科的对话。

最后，要强化多元素养。中国教育学体系建设需要教育学人有以下素养：第一是学术使命、学术情怀，包括中国自觉、教育学自觉和贡献自觉；第二是学术视野，包括跨时代、跨国际、跨学科视野；第三是学术能力，包括解释、描述、运用、建构的能力。首先要解释外来、西方的教育学理论，再者在实践中对现象进行描述，然后在研究中运用所掌握的理论，最后是走向新理论、新实践和新政策的建构。

（作者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系专家在第一届广州大学教育学院行知教育学术论坛上的发言。中国社会科学网 王晏清/整理）

编辑：闫琪